在金城武的不夜城和成龍的新宿事件中都有提到過由殘留孤兒組成的暴力團伙“怒羅權”，在影視劇中這幫人開柏青哥店（日本合法賭博遊戲廳）、收保護費、販賣DU品、在黑市非法交易，連日本最大黑幫山口組的接班人都被他們當街刺死！這些到底是捕風捉影的傳聞，還是真實的歷史故事，今天我們一起把書本往前翻一翻，重溫那段血腥、暴力但又充滿溫情的年代！
苦難童年
1970河北唐山的一個小山村一個男嬰呱呱落地，他是這家裡的第七個孩子，父親給他取名張榮興。
張榮興從小就不理解為什麼自己會無端承受來自這個世界的惡意，從小周圍的孩子都管她叫“日本人”，總朝他扔石子，毆打辱罵他，當他想回家尋求父親的庇護時，看見的往往都是父親在家暴母親。
長大一點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源於他的母親，是個日本殘留孤兒，因為身份的特殊所以他沒有朋友，連當時孩子們最喜歡的村裡放電影，他都只能躲得遠遠的看。
因為那時候電影大多都是播放一些愛國主義教育片，看的群情激奮的人們經常會把他這個日本人當做出氣筒，好好修理一下。
兒時張榮興遭遇的都是冷眼、辱罵和暴力毆打，僅僅因為他母親是日本殘留孤兒，所以在後來他的回憶中他也從未留戀過他出生的這片土地。
當他長到10多歲的時候，受歷史潮流影響，在華日本殘留孤兒被允許返回日本，並可以攜帶家屬。1981年張榮興跟隨母親一起回到了日本，他本以為一切噩夢都將結束，豈不知這才是他困難的開端。
到了日本，生活條件確實有了極大改善，以前逢年過節才能吃到的大米飯，變成了一日三餐的普通飲食，居住條件也從土坯房變成小樓房，張榮興非常開心自己的生活境遇能變得這麼好，但是他沒想到的歧視卻更加嚴重了。
在學校裡因為初到日本語言不通，張榮興很自然就成為了日本同學的欺負的物件，因為剛來不懂日本人的習慣，有一次上室內課張榮興沒脫鞋就進了屋子，老師直接怒斥讓他滾回中國！
既然日本人不接受他，張榮興就想往在日的中國學生裡靠，但是那時在日的中國遺孤以東北人居多，張榮興一口標準的唐山口音，與東北話並不相容，雖然都是華裔不會欺負他，但是語言帶來的隔膜也並不接受他。
張榮興後來回憶那段歲月，自己就像一個沒有祖國的孤兒，不論在哪裡都不被人接受。幸福的童年能治癒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治癒。兒時遭遇的不平等也種下了張榮興日後暴戾的種子！
奮起反抗
日本當時小學生中午都是在校吃飯，一次張榮興正想吃自己的午飯，卻被幾個日本學生打翻在地，並嘲笑他讓他趴在地上吃。自小受飢餓恐懼的張榮興再也忍受不了，他抄起凳子拼命的打砸那幾個日本學生。
幾個日本學生都被他打跑了，老師知道了後只是淡淡說了句，以後不準再打架。沒有責怪日本人也沒處罰張榮興，班裡的其他人看這個中國人如此暴力也沒有人再欺負他，自此以後張榮興明白了暴力是他能對抗這個不公平世界的唯一語言！
人的名，樹的影。學校裡其他被歧視的殘留孤兒的孩子都知道了有一個敢打日本人的華裔小孩，越來越多的人來找張榮興，一個互助性的學生團伙就這樣成立了，雖然成員大部分都是東北籍的居多，但是大家一致推舉張榮興作為組織頭目。
如果團伙內有任何一個學生被欺負了，張榮興就會帶人為他出頭，在反抗的過程中，他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多，他感受到了友誼和團結的重量，他們作為單個的個體都是被欺負的物件，但是他們組成在一起，一起上學放學回家便沒有人敢欺負他們！
初代目
1986年張榮興和夥伴們從中學畢業，為了紀念這段共同奮鬥的歲月，張榮興決定給組織起了名字，因為成員都來自中國，張榮興決定以龍來給組織命名。組織成員統一用筆在鞋舌上寫龍的片假名——「ドラゴン（龍）」。當時的張榮興肯定沒想到這個念做“dolagon”的組織，會從為了避免歧視與欺負的互助組織，變成日後日本社會聞“龍”色變的準暴力團。
受80年代日本潮流文化影響，張榮興特別愛看《少年king》雜誌裡連載的《湘南暴走族》，尤其裡邊那種為彼此犧牲的友誼特別令他感動。故而這個團體也鍾愛機車文化，成員也都模仿著漫畫裡的不良少年，豎著飛機頭騎著摩托車呼嘯著照耀過市。
隨著“龍組”的不斷壯大，他們與日本不良青年的摩擦也變得越來越多，張榮興16歲時因為和其他少年幫派打鬥被警察抓到第一次進了局子，在看守所裡他跟一個名叫“荒武者”的暴走族前輩進行了學習。
對方覺得：龍這個字用日語來表述的話，既難寫，又難讀。不利於人們記住，應該換一個順口的來替代。張榮興覺得很有道理，被放出來後學習並不好的張榮興，在圖書館裡跑了一天最後決定將龍這個詞按照英文dolagon改寫為：怒（Do）、羅（Ra）、権（Gon）。
怒是被歧視的憤怒，正好對應這幫殘留孤兒層級被霸凌的歷史！
羅是要像修羅一樣戰鬥，不死不休！
權是要爭取權利！
張榮興對怒羅權理解如果我們被歧視就一定要透過戰鬥來爭取自己贏得的權利！
在憤怒和委屈的土壤下，怒羅權誕生了！張榮興作為初代目，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負責組織的領導工作。
大展拳腳！
從80年代末開始，怒羅權變得越來越危險，從開始的鋼管，逐漸演變成求生刀等利器。
最終，在浦西事件中，拿著求生刀的怒羅權刺死了對方的成員，成為日本當時的輿論熱點。“從這時起，他們看我們更像是怪物了。”佐佐木秀夫說。
這一事件很快點燃了日本主流社會對怒羅權的好奇與焦慮，人們逐漸失去了對戰爭遺孤子女群體的同情心。
7月上旬在東京都江東區的暴走族鬥毆事件，警視廳少年二科截至20日已調查怒羅權群體50人（其中未成年42人），速捕故意傷害16人……據調查，7月8日凌晨1點怒羅權少年乘坐車4臺、摩托車10臺，遭遇專門搶劫摩托車的暴走族「一寸法師」的埋伏……江戶川區18歲無業少年身受重傷……據瞭解怒羅權是由中國殘留孤兒二代組成的組織，目的是聲張自身權利。
這篇新聞佐佐木秀夫一直耿耿於懷：“明明是別人埋伏我們，我們是受害者，是被襲擊的一方，但為啥標題是揭露怒羅權呢？就是他們很擔憂我們的存在，我們是他們眼裡的外人。”
隨著怒羅權名氣的增大，越來越多的遺孤和中國偷渡者開始進入這個組織，尋求庇護與機遇。
也就在這時，曾經的“互助組織”的樣貌也開始逐漸黑手黨化——收取保護費、搶劫、鬥毆、敲詐、販賣非法物品，想象中黑幫做過的事，他們都做過。但不同的是，怒羅權始終無法形成像指定暴力團那樣的集權統治，他們更像是一個鬆散的部落聯邦，定著名號，各幹各的。
變了味的友誼
在日本整個90年代裡，怒羅權的成員們會高舉著寫有“怒羅權”和“Chinese Dragon”的五星紅旗，不斷襲擊著日本暴走族、黑道和持有武器的警察。
在《怒羅權 新宿歌舞伎町黑道的最新檔案》一書中，曾這樣描述：
怒羅權曾經警告過日本黑道組織：在日華人的保護費必須由怒羅權徵收，別想打他們地盤的主意。
怒羅權暴走團出街 隨著怒羅權不斷壯大，許多遺孤和中國偷渡者開始加入組織，尋求庇護與機遇。 人一多就有江湖，怒羅權逐漸完成了從“暴走族→半聯合→黑道組織”的發展路線，偷竊、搶奪、毒品販售、詐騙、收取保護費，和日本黑幫做的事，如出一轍。 但和山口組等黑幫相比，怒羅權始終無法形成集權統治，他們更像是一個鬆散的部落聯邦，各幹各的。 原因很簡單，凝聚怒羅權成員的是日本社會的歧視，但如今隨著組織成員增多，成分複雜，加上社會敵視變少，怒羅權失去了凝聚土壤，又不具備傳統黑道的管理體系，難以形成規模。
被捕入獄
於是，共計蹲了十年監獄的佐佐木秀夫決定換個活法。 “怒羅權沒有未來，只是很多人拿這三個字當幌子幹壞事而已，我現在的夢想就是當個有錢人，儘管沒有到富翁的程度，但已經很不錯了。”現在身為木匠的佐佐木秀夫，在影片裡這樣對我們說。
其中緣由並不晦澀，一個兒童時期因為“沒有國籍”而遭遇不幸的男孩，在反抗中和夥伴組織了一個團體，而這個團體給予了他此前從未有的尊嚴、安全感乃至財富，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在意的東西，因為怒羅權，就是他和他的夥伴的人生。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木匠和youtuber，在工地一天一萬日元，我講故事主要是想在世界上留下些痕跡。”佐佐木秀夫說，“雖然算是有了正業，但我仍然是怒羅權，很多人把它理解成黑道，但這三個字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他代表著我會和不公平抗爭，為了家人和朋友，我依然會挺身而出。看到怒羅權的不實資訊，我也要說出這件事的正史。”